创新型社会的关键，是确立职业殊途、知识分立的职业伦理，从而确立职业诚信的规则的自然演进和发展，从而破解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愈演愈烈的礼仪之邦缺乏诚信的老大难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甚至比气候变暖问题更加严峻地威胁中国人的生存，后者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前者仅是个可怕的中国问题）。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那么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及其衰也，鸟兽虫蛇，皆为民害，故铸铁煅刀以御其难，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操其备，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譬犹师旷之调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
又说：凡动性者，物也。外物的各种影响使人产生了不同的感觉，喜好和厌恶的情绪就反映出来了。二者都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与绝对的。
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说：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能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了（罗素《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9）。其三，这一解释将哲学的根本问题放在关系的明确上，是不是说它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研究领域，如果是这样，它就应该与一般科学处于同等的地位，而不应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似乎进一步强调了哲学不能成为一切科学之母。厮杀战乱成了生活的常态，这使得中国的先人们感到人来到世间是没有根基的，道家哲学强调无大概就缘于此。各哲学流派不管观点如何对立，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整合，即使是道家的避世态度，实质上还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的是为私人生活而避世是否可取（［英］葛瑞汉《论道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的问题。
那么哲学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有没有属概念，从这段话中我们看不出来，但下面一段话就隐含了这一点：正如希腊人所指出的，哲学就是一种出于自身原因而进行的观光冒险。老子的另一句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则使人误以为他所说的道是某种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的实体。
所以黑格尔强调：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将中国哲学认定为哲学，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完全符合哲学之法。这都是发生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事，作者显然是根据传说记载的。如果说中国哲学也追求永恒的话，那就表现在对道的追求上了。
由此反思，当年西周先生的翻译就有些不妥了。……她把胜利的果实留给她的女儿们那许多门科学了，而她自己则怀着神圣的永不满足的情愫又继续向前，去思考那些未可必的未曾探索的事物（［美］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3））。所以紧接着他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西方哲学或者说希腊人的最高智慧是用来弄清楚人们生活世界的真实面目，以求真为主，真理高于一切，通过求真来达到最终目的。
柏拉图非常著名的洞穴理论就反映了这一观点，他把人们比作是洞穴里的囚徒，而人们眼中的现实世界不过是映在石壁上的影子。因此，中国的先人们在哲学上的思考是怎样处理各种关系（小船的连结方式）,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只要是有利于探索的，都可以成为它的研究方法。概念对象指向错误，或者概念的区分不严格，如美学中美的概念，以往一直把它当成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某种实体，这种错误的指向造成了美学研究的混乱，当代的研究中人们才意识到它只能是一个形容词，即这个概念代表的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种实体。
那么在未来的时代，这两种哲学又该如何发展呢，是固守各自的领地还是与世界其他哲学形态一起走向多种哲学的融合呢？在世界的物质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走向于一体化的时代，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8）胡适先生也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得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胡适称哲学为学问，这是不妥当的，但他强调研究切要问题，寻求根本解决，这是非常合乎哲学的实际的。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是惊讶的提问方式。虽然追问和试图回答什么是什么，就是在进行哲学思考，但本文所要进行的主要不是哲学思考，而是对哲学的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贸易和航海等因素，又培养了严谨的思维习惯。
这种思考是建立在将哲学与对哲学本身的研究比较严格的区分的基础之上的思考，是站在对哲学本身的研究的立场上，对哲学进行的思考，也就是说是哲学学的思考。既然哲学不是科学,那么哲学就不是知识。
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最值得惊讶的就是存在本身：这个世界既然是如此的不真实，那么存在何以可能呢？我们竟然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觉得，只要把真实的世界弄清楚，只要掌握了万事万物的逻各斯，即事物运行演化的规律，就会如贝多芬所言，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不仅可以彻底解决安全问题，而且还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
这个定义（如果可以视为定义的话）中，属概念是探索，它是一种活动，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不是固化的知识，更不是成体系的知识。这一点，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数，一旦数的结构被抓住，我们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罗素《西方的智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7）。
我们也许不能完全相信这都是真的，但以下的事实可以侧面证明那时战争之多：一是能诞生伟大的《孙子兵法》，说明战争绝不会少，因为军事智慧都是鲜血凝成的。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重视儿童时期的生活经验，不是没道理的。如果说某个人的哲学思想是成体系的倒还可以，但从哲学的整体而言，显然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西方哲学虽有一些共同的范畴，但因此说它形成了一个体系显然是不妥的。虽说中国哲学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有关，但它不能说是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更不存在上述的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基本上不考虑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除非这个词不代表任何概念，如虚词。二者虽然都有规律之类的含义，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同的。
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中国的道与古希腊的逻各斯是有差别的。根据前面对中国哲学产生原因的分析和道字在古代的具体使用情况，笔者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定，道就是 路的意思，只不过它不是人们行走的路，也不是人们处理日常事物的方法（可道之道），而是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的根本出路、方法（不可道之恒道）。
例如人的定义，属概念的确定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根本属性的确定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通常使用的种差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但现在科学发现某些动物也有此能力，同时，这个种差指的是成年的人的正常状态，而没有包涵幼儿（特别是婴儿）和一些非正常状态的人，也就是说定义没有涵盖全部的外延。再说从逻辑上也无法推出系动词的使用必然导致人们的本体观。
哲学可不可以定义，哲学是什么可不可以回答，对于哲学界的人士来说，这是非常纠结的问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同，这便是儒家所认为的根本之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两大对立派别。如果战争多的话，那么多的城邦小国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了。
从科学的发展史来看，人类最早期的认知与探索活动，我们可统称为哲学，只有当某一方面的知识比较成系统时，就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科学了，这就是人们把哲学称为科学之母的原因。哲是全开放性的，反映了哲学（philosophy）的本质，即哲学是没有固定的对象，没有特定的领域，没有方法的限制，只要是可能与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相关的，都是它可能涉及到的。
安全的需要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怀乡与寻根之所以会成为文学艺术上永恒的主题，原因也就在于此。中国有不少古籍资料都提到了早期的战争，宋代罗泌的《路史》是这样说的：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以往的研究是建立在哲学与哲学学不分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哲学这个名称也是由西方引进的，因此对于哲学的认定总是以西方的有某种程度的体系化为标准，以此来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是判定中国哲学是否合西方哲学之法，而不是合哲学之法。